审核困境

dolley

采购商一般是跨国企业，市场份额大、竞争对手少，市场格局颇似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寡头垄断”；
供应商则有千千万万，规模小、进入门槛低，市场格局颇似理想上的“完全竞争”；
而工人则以亿计，底层工人技术含量低、相互替代性高，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过度供给”。
为了获得订单，供应商与供应商竞争，为了获得工作，工人与工人竞争，市场的均衡状态，
必然是供应商产品价格低廉，劳工收入水平低下。此处的劳工收入既包括工资、奖金等显性收入，也包括工作条件、尊严等隐性收入。
这样的供应链结构决定了工人的弱势地位，也进而决定了仅在供应链条内寻找办法，不能真正解决工人的问题。
社会审计之所以难有大的作为，就在于它把改善劳工状况的责任交给了采购商，而把供应商当作了假想敌和整改对象。
虽然经过若干年持续的消费者运动，采购商和供应商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最终也只能
落得勉强为之、左右为难的境地。

供应链关系失衡、工人处境不佳，社会管制既可能改善也可能加剧这一趋势。举例来讲，一家服装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水平，
往“好”的方向走，它可以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往“坏”的方向走，它可以降低工作场所条件标准，不管不顾环境污染，
从而把成本尽量转移给员工和社会。“好”的方向意味着硬件和软件的双向投资，“坏”的方向则可能带来惩罚。
如果社会管制不能有效约束和规范不良行为，企业就会竞相选择后者，从而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
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赢得GDP的数字增长，纵容企业把成本外部化，为此不但付出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代价，企业也难以培养长久的竞争力。
而如果社会管制在企业与社会之间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就能引导企业往提高技术、改善管理、善待员工的方向发展，
并从长远上逐步改善供应链的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