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除了实用性外，还体现了人的文化素养，精神风貌，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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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除了实用性外，还体现了人的文化素养，精神风貌，在国际社交场合，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那么，中国人在国内外正式场合应该穿什么服装？怎么穿才能具有中国特色？我们需不需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否应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礼服？本报特邀请几位知名学者、专家谈谈他们的看法。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能就这个话题，说说您的观点、意见、建议。



　　编者
　　穿着什么走出去
　　都说，中国文化应该走出去！我曾问，拿什么“走出去”？以何姿态“走出去”？以何贡献“走出去”？今还有一问，穿着什么“走出去”？
　　中国人的钱包开始在世界上鼓起来了。现在的世界市场，中国人旅游到哪里，哪里的市场就红火；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人口仍然贫困，很多地方仍然落后。作为文明古国，再富也不能浮躁，应从容、大气、平和，有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中国人走出去的形象，不光是捏着钱包，而且涵养着文化。今天，中国人穿着什么走出去，其实关乎着“中国文化穿着什么走出去”。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其中包含着服饰文化灿烂的历史和传统，因而一度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礼仪天下”的中国，历来重视衣着。《易.系辞下》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的说法，竟然把衣冠之事，与治理天下相连，且竟然都“取之乾坤”，足见其重要。



　　中华文明，追求形式更充实内容、讲究衣着更注重实际的文明。“衣食住行”之所以以“衣”为先，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衣着无疑是最大的“内需”，拉动、提升服装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无疑是最大的“拉动内需”。例如，《天工开物》记载，明朝年间江浙一带纺织业非常发达，“十户之内，必有一机”；尤以苏州、松江一代的棉纺织业为甚，民谣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
　　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运不振何谈衣冠？尽管“康乾盛世”作为举世瞩目的“天朝上国”，有过“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无限风光，但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的衣着也随之不伦不类，不成体统，广大劳苦群众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服装也要与封建王朝的衣冠决裂。于是，1912年民国ZF发出《剪辫通令》和《服制》法令，明确西洋服饰为民国礼服，传统中式服装开始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改良、演化。终于，中山装和旗袍，逐渐成为民国时期国人心目中的“国服”。
　　新中国建立，刚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充满了当家做主人的喜悦，穿什么都是主人，穿什么都是衣服，无意、也无暇去考究衣着。但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必须改变当时国人无论男女老少、士农工商，都穿一种颜色、一种式样衣服的封闭保守、沉闷僵化的形象。于是，竞相争穿西装，竟然成了一种象征革心洗面、追求改革开放的时髦，“西装热”再度席卷华夏大地。
　　今天国家强盛起来，我们走向世界的同时，突然发现：在清一色穿着西装的国际场合，中华民族竟然没有自己的服装！我们的国人，穿着什么走出去？我们总不能老是唱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仍然是中国心”走出去。我们更不能“裸奔”出去。


　　我对“国服”没有研究，但还晓得，中国文化总得穿着自己的衣服，才能走出去，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和礼遇，争取“美美与共”的共识。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有优秀服饰文化传统的文明，其服饰文化却止步于、淹没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浪潮中。
　　为此，我赞成北京服装学院袁仄教授的说法，“服饰代表着民族性格及民族特征，是体现民族性的表象符号，民族感和时代感都呼唤着我们创造新的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当代中国服饰，包括国家礼仪服饰。”(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 叶小文)
　　庄重的中山装 婉约的旗袍
　　中国历朝历代都视服装形制为重要，不断修正发展，而与当时的政治制度达成高度统一。同时，与民众创造力结合，催生出了一部变化演进、丰富多彩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华夏服装史。
　　改革开放后，随经济桎梏的打开，和外来服装观念的冲击，一股彻底摒弃服装形制而百无禁忌的大浪荡涤了中国人的衣生活，在快速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服装也逐渐地失却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印记。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禁锢地来探讨认定具备民族文化传统象征性的“国服”是很有意义的。
　　中山装，自民国以来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男装，至今，初创时的政治象征性并不过时。中山装的出现和普及与政治领袖的倡导、政治形势的驱迫密不可分。
　　中山装的服装样式外观轮廓周正，结构合理，线条分明，功能性强，具有严肃、庄重、朴实的美感，既合乎国民的传统审美习惯，也恰当地结合了国际现代服装的审美形式与工艺。其整体造型体现了民主、平等、革新、进步等社会理想和大众愿望，不受地区、年龄、社会阶层、地位的限制，因而获得了来自广大民众心悦诚服的赞赏和接受。庄重的而平易的中山装集礼仪与日常穿着功能于一体，是符合民族审美习惯的现代服装，主要用于政治社交等正规场合，以取代民初服制令中的中、西礼服。
　　中山装的服装样式，恰是综合了东西方服装的特点，兼具有猎装、戎装的英武和学生装的儒雅。中山装逐步摆脱了早期的痕迹，进一步简化，脱胎成为了世界范围内认同的中国式现代男装。


　　“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着名作家张爱玲在小说《更衣记》中写到了旗袍出现的时间。
　　旗袍的改良有一个过程，准确日期无从查证。不过，真正的改良应是上世纪20年代后，其改良趋势也是朝适体、简洁的方向发展。发展变化后的旗袍已融入西方剪裁和现代审美。
　　运用传统熨烫归拔技术和西式服装裁剪中的收省及装袖工艺方法，使旗袍能够贴体，能更好地展示女性曲线；更重要的是现代审美意识使女性乐于用旗袍表现女性身形之美，促使在旗袍形态的设计上更加注重体现东方女性的人体美，出现了短衣袖、高开衩、紧腰身等变化。
　　历经百年，中山装和旗袍的正面意义和形式美感已得到海内外华人和国际世界的广泛认可，若选国服，当举不可。
　　建议国家参考历史服制，对礼仪性中山装和旗袍相应的款型、色彩、材料等方面进行论证，并编写相关礼仪文化知识，普及到社会大众。(北京服装学院教授 胡月)
　　外交礼服状况
　　外交官是国家的代表，外交礼服是国家形象的体现。今天我们的外交官穿什么礼服、外交礼服状况如何？
　　中山装 是我们的民族服装，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身体力行，经过改良的中山装基本上也是各级官员的正式服装，可是现今已经很少有人问津。
　　新中国初期，中国外交官既穿中山装，也穿西服。上世纪60年代后，中山装成唯一的正式服装。改革开放以来，西服逐渐取代中山装。至上世纪90年代，我驻外大使、参赞，只在国庆招待会上才穿中山装。在国外中国外交官基本不穿中山装，国内穿中山装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中央军委主席那套绿色中山装了。
　　西服 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准礼服。我国公务Y、外交官的基本服装就是西服。
　　如今世界各国，在外交交往中，西服也大行其道，几乎成了唯一选择的服装，不仅公务活动，而且礼仪活动，上至国家元首，下到普通外交官，一身深色西服，配上合适颜色的领带，就可以通行于各种外交场合。只伊朗有些特殊，穿西服被禁止扎领带，尤其是ZF官员，不论在国内国外，即使再正式的外交活动，穿西服时也一律不扎领带。但是，伊朗人却认为，与他们交往的外国客人扎领带，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


　　外交官穿西服本无可厚非，可是中国驻日外交官却遇到难题。1993年5月19日，驻日大使徐敦信向日本天皇提交国书，按照日本礼宾规定，大使及使馆参加仪式的外交官，需穿西方大礼服燕尾服，为此日本宫内厅专门派人到使馆作了说明。当时使馆曾试图以深色西服代之，而日本宫内厅却不予回应，显然，在他们看来，西服不算礼服。为此，只好紧急给国内打电话，通知家属托民航班机将中山装带到日本。
　　西方礼服 在西方，西服只是男士的普通服装，并不属于礼服范畴，英美等西方国家，有自己传统的礼服。他们的礼服分常礼服晨礼服、大礼服、小礼服。大礼服或燕尾服中的那种white tie（白领结）最为隆重，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英国女王宴会时就是穿的那种礼服。
　　当前，礼服在西方也逐渐被淡化了。如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在出席美方正式宴会时，就不穿美方要求的燕尾服，而是穿普通深色西装，扎灰色领带。苏联大使为赫鲁晓夫访美举行答谢宴会，艾森豪威尔总统只好舍去大礼服，而改穿小礼服，而赫鲁晓夫仍是一袭普通西装。
　　民族服装 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外交官不穿西服礼服，他们更习惯穿自己的国服或民族服装，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阿拉伯世界、非洲以及拉美很多国家。按照国际礼宾惯例，国服或民族服装，可适用于西方礼服各种场合，因此，凡是有国服民族服装的国家，其外交官就不会向我们那样碰到这样那样的麻烦。
　　未来 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否需要有自己的外交礼服、是否需要为外交官研制礼服、什么样外交礼服才最能代表我们国家？不少人期待答案。(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马宝奉)
　　立体地看待国服
　　我从事服饰文化教学科研30年，许多人问我“什么才是中国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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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国服有时代性，中国商周即有最高规格的礼服冕服。玄衣纁裳，即上为黑衣，下为绛红色裙，头戴垂旒冕冠，脚登赤舄，衣裳上有12章，为日、月、星、辰等寓意图案。这套象征天地乾坤的礼服随明王朝消亡。清代有专门的礼服规定，顺治九年（公元1652），饬礼部制定《服色肩舆永例》，经皇帝“钦定”后颁行天下。其中顶珠与花翎是清代礼帽上的品级标志，对襟袍、外褂等也都有讲究。中国自《后汉书》以后至《清史稿》，11部正史都列有“舆服志”，即有明确规定。
　　民国时期的中国被形容为服装博览会。当时前清的、民国的服饰形象同在，东洋的、西洋的服装款式并存。当代人都认为那一个阶段的国服是中山装。实际上，直到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为了纪念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不朽贡献，广州革命ZF才确立了“中山装”这一名称。1929年，国民党制定宪法时，曾规定特、简、荐、委四级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示奉先生之法。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穿的是折领、外贴袋的中山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常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因为当时解放军没有礼服和作训服之分，因而一律为折领式的制服。当年，干部胸前四个口袋，战士胸前只有两个上口袋，因而蓝色、灰色的三个口袋制服和军绿色四个或两个口袋的军便服成了中国男性的礼服兼常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中国打开国门时，正值国际礼仪服饰西化，各国元首出席重大礼仪活动时，大多着西服领带，领带颜色搭配以及内着白衬衣等西式着装礼仪为大家所认可。20世纪中期以后，国际礼仪场合上一般是国家元首着西装，元首夫人穿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服饰。西服表示平等，民族服饰表示温馨。
　　中国历史悠久，因此不同时代都有代表性国服，如要求每种服饰形态都能跨越时代,肯定不是明智之举。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今天国服的确定应该得到每一个民族发自内心的认同。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时的一番话：“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如果说国服的选择关乎中国的国格和国际交往的形象，那么穿长袍马褂出访的晚清官员和穿西服乃至大礼服出访的民国官员似乎并未享受到真正的尊严。在国际上，外国人的尊重可能与我们领导人穿或没穿什么有一些关系，但历史证明他们更看重领导人身后国家实力的兴衰更替。既然马上确定国服不能给我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那么这必然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种服装服饰的地位，从短期看可以通过宣传提升，可以通过法律赋予，但从长远看，是由无数着装者的行动自然而然去形成的。因此，“中国人应以什么为国服？”可以作为一个良性议题争论下去，但不能以此为名剥夺不同个体自主选择的权利，更不能阻碍我们继续探索最实用最美观服装服饰以重现“衣冠大国”的努力。学习、理解、敬畏每一种作为文化的服饰，将是中国人最终不再为这一问题所困扰的必由之路。(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服饰文化学专家 华梅)
　　近些年，男性的国服是否再次定为中山装，引起社会广泛的争议。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山装饰显简陋，远不能真正展示中华民族独有的东方美学神韵，故而难以承担国服的重任。
　　2001年上海国际峰会（APEC），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令世界眼前一亮，使得唐装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然而，新唐装设计不够理想，虽然华丽，但不够庄重，略显休闲、俗气，在迅速流行之后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国服的设计、统一及确定众说纷纭，并非易事。基于此，笔者抛砖引玉，就国服的确立问题谈些思考和建议：
　　首先，应确定国服的称谓和风格。笔者认为，国服设计风格应庄重、大气；设计理念应融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民族元素与当代世界时尚文化于一体，形成中国特有的文明礼道风范。
　　国服不再是单一类别的设计，而是在统一的风格基础上，分男、女、童三个系列设计。男装系列：包括正装、休闲、运动装等，凸显男性阳刚之气。女装系列：包括生活装、礼服（晚礼服），彰显女性柔美风范，注重现代时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童装系列：突出孩童阳光活泼、天真烂漫的习性，注重健康与环保理念。
　　其次，举办中华国服设计评比环球大赛，从最终获奖的若干套服装中挑选国服。由国家权威部门公布，若干套服装，经全民认可后，报请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通过实施。